宫玉河，男，1965年出生。就职农行山东省德州分行，高级政工师。从事文秘工作近30多年，曾荣获总行授予的信访维稳先进个人一次，荣获省行授予的先进工作者5次，省级办公室条线先进个人、省级优秀通讯员、文明创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30多次。 曾在《人民日报》《金融时报》《农民日报》《中国城乡金融报》等各级媒体发稿2000余件。近年来致力于散文创作，散见《德州晚报》《金融文化》《文化农行》《山东金融文学》等
宫玉河先生作品鉴赏：
《我和德州扒鸡的故事》
小时候，时不时的，就会听到娘说：“前院你三大娘的女婿又给她送扒鸡来了......”。
三大娘的女婿是城里人，送扒鸡，一来是买着便利，二来生活肯定富裕。
我猜测，扒鸡肯定是一种美食，虽然从没吃过，但是看到母亲那艳羡的表情，我也会被诱惑得吞咽口水。
扒鸡到底是什么滋味，让娘叹息不已，让我魂不守舍？
虽然地处德州扒鸡的故乡，可是家境困窘的我，长到很大，一直无缘吃到扒鸡。
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考上了济南一所学校。一天，老家邹平的同室同学对我说，这个周末我到你家玩吧，你们那里不是有扒鸡么？！
同学的提议也激起了我吃扒鸡的欲望。
没有电话，我就赶紧给爹娘写了一封信，说是周末回家，带同学一起吃扒鸡。
周六一早，我们就坐上了回家的火车。在车站，爹爹已经等着我们，并且和哥哥各骑了一辆自行车，带我们回家。
爹爹说：“扒鸡，买好了，你看”。
车筐里，有两团用黄草纸包装的东西，那肯定是扒鸡无异了。
到家后，爹爹把扒鸡在锅里加热，掀开锅，一股子特异的香味扑面而来，弥漫了整个房间。
扒鸡的“庐山真面目”暴露在眼前：油炸过的焦黄的鸡皮，麻麻点点，撕开鸡皮后是白皙的鸡肉，肉纤维丝丝缕缕，鸡头和鸡腿都弯进胸腔，鸡屁股尖翘着。除了鸡的内脏空空外，鸡的外架完美无缺。尤其是扭头半插入胸腔的造型，好似一个羞怯的少女。
爹爹和娘象征性的夹了几块鸡肉，眼看着我和同学狼吞虎咽，两只鸡很快就剩了鸡架子，只吃得我俩老是打嗝。
我毕业参加工作后，家庭条件有了改善，逢年过节，也能吃到扒鸡了，而且加工扒鸡的商家也多了起来，扒鸡的种类也多了起来，除了出锅后没有任何包装的鲜扒鸡外，还有了真空包装的扒鸡。
然而，扒鸡繁荣的背后，危机和暗流也相伴而生。有些年，媒体时常报道有人用死鸡加工扒鸡，也有的用淘汰的蛋鸡加工扒鸡，还有的真空包装扒鸡胸腔里塞了大姜充大个，还有的鸡肚子里塞着好几个鸡爪......假冒伪劣，不一而足。德州扒鸡的美名让一些不良商家作践了。我对扒鸡也产生了畏惧，敬而远之，之后好几年再也没敢买扒鸡吃。
本世纪初，我调到德州工作。看到大街上，德州扒鸡有了整齐划一的门面，德州扒鸡集团公司的名字和“德州牌”的品牌也越来越响亮。我忽然有了再次品味的欲望。一日中午，在单位附近一家门市，我买了一只九两多的鲜扒鸡，那颜色，那美味，那久违的口感又回来了，那只鸡我竟然一顿吃了个精光。
后来得知，针对德州扒鸡的乱象，市里整合了一些扒鸡加工企业，组建了扒鸡集团公司，实行了严格的质量管理，建立了绿色基地，由德州扒鸡技术的正宗传承人负责加工把关和开发新产品，自此，德州扒鸡走上了正路。同时，德州，这座古老的城市也随着“德州扒鸡”这一美食而名驰遐迩，在新时代展示着全新的风貌。
《求学杂记》
第一章
树上的知了依然在成片地嘶鸣，但明显没了盛夏时的气势。
小麦早已颗粒归仓，玉米已经播种出苗，田野上，金地毯换上了绿地毯。
只有中午时分，太阳还能展示一下它的烈焰；一早一晚，人们开始脱去短袖，穿起了长衫。
九月底，天凉好个秋！
母亲依然每天早晨上工。因为，一天劳动下来的工分是10分，早晨可以挣到2分。
“立平，队上通知，学校开学了，你明天早晨吃饭后去上学吧！”。
这天，母亲上完早工回来，吃过饭后一边刷锅，一边唤着我的小名儿，命令道。
事情来得突然，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不过，我早就知道，小孩长大了，早晚得去上学，至于几岁去，我也不知道，这一天迟早来到，不是由我自己决定的。
学校在村西南，出门顺着胡同向南走100米，再向西拐100米就到。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就按照母亲的命令，出门上学——没有书包，两手空空，衣服也不是新的，一如在家时的穿着。
期盼吗，没有，恐惧吗，也没有。对于上学，我没有什么感觉，去就去吧，别人家的小孩儿也去，咱也去。当然，村里的孩子们，也有从没去过的，也有上到半截辍学回家的。
整天在村子里游逛，我知道不少小孩的秘密。
出得角门，抬眼一看，一个人再熟悉不过的背影——我的前院邻居，小名叫“老逮”的，我平时见到他都称呼“老逮”哥哥。
他大约30来岁，身体健硕，满脸的肉。说话嗓门高，脾气大。他是学校唯一的老师，村民都敬畏他。
他正好出门，应该是去学校。
“揍嘛去？”，走在前面的他，似乎听到后面的脚步声，扭头一看是我，问道。
“去上学”。我回答。
他停下脚步，上下端详我一下，随即眼睛一瞪，面有愠色，手指着我的裤子，说道：“你看你，穿这么个破裤子！”随后，扭过头去，径自前行。
我顿时感觉自己的脸热辣辣的，被羞辱的滋味确实不好受。当然，他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因为——我还穿着开裆裤。
第二章
虽然父亲是老师，但我的家境并不算好。
村里是大集体，实行“人七劳三”的分配方式，就是说，每年集体收获的粮食，70%按人口分配，30%按工分分配。父亲平时那几十块钱工资，要供养一大家子——父亲的前妻去世后，哥哥姐姐跟爷爷奶奶过，我下面还有两个妹妹。有一年，按照分配方式算下来，我家倒贴了生产队70块钱，因为工分就靠母亲一个人挣。所以，父母为了增收，在家养猪生崽卖钱。有一次，我记得可清楚了，父亲在自行车后座上绑好了一个柳条筐，把十来只小猪仔放进去，让我坐在车梁上，爷儿俩到距家15华里的城里赶集卖猪。一上午，人来人去，光问不买，或者出的价钱父亲不满意，到了晌午歪（下午一点左右），一只猪也没卖掉，无奈，父亲只好驮着猪和我，奋力地赶回家吃饭。
从家出门前，在父母的对话中，我就听到，家里没钱了，母亲叮嘱父亲，如果赶集卖了猪，中午可以在集上买点吃的。可是，父亲宁可饿着肚子，也舍不得把猪仔便宜卖掉。
父亲本来身体瘦弱，加上后座上的猪仔又沉，一路上，他骑车子的速度特别慢，特别费力，特别不稳。我坐在车梁上，恨不得替父亲蹬车，可惜我当时还小。
我家的房子也是父母结婚后盖的。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家里老房子被水泡塌了。爷爷奶奶带着姐姐和哥哥，借住到院中一个大爷家的偏房里，后来，四个人还跟随县里的组织，坐火车去了费县“移民就粟”半年。父母结婚后，在老房子的基础上，翻出旧砖，到姑姑家借来一麻袋玉米，到“金家大洼”割了好几大车苇子编成苇箔，砍倒了原来老宅的20多棵树当檩条，请人打好了土坯，就这样，第二年把房子重新盖了起来。
土坯房是经不住风吹雨打的。后来，父亲得到一笔70元的救济款，买来了红砖，勉强把土坯房的三面墙贴了一层砖，这座房子成了我家遮风避雨的所在，至今过去了60多年依然矗立着。
吃的呢，就更甭提了。
有一年初秋，人民公社组织各村深翻地，要求把耕地用铁锨深翻两锨半，大约两尺半深的样子。按照人口，各家分到相应的地块，深翻后，由村干部带着一根标准棍儿插入翻好的地里验收。
那时农业机械还不多见，用锨翻地是很吃力的活儿。首先铁锨要给力，锨头的铁要厚，刃要薄，这样才能下地儿，还不至于把锨崴了。二是锨把要牢，而且顺溜，否则的话，吃力不讨好，还会把手掌拧出血泡来。三是脚力得好。由于是深翻地，耕地的上层是活土，一锨之下，土壤板结瓷实，要想挖下去，必须靠脚掌的力气使劲儿蹬锨。这一锨一锨下去，把人累个半死，那鞋子也加速了损坏步伐，于是，大家都穿上胶底的回力鞋，有的干脆在布鞋下面钉上一块废旧自行车轮胎，周边绞齐当加厚鞋底儿。
我家分的地块和爷爷奶奶分的地块靠着，于是，我就跟母亲和哥哥一起上阵干活。到午饭时间，母亲告诉我，回家把一块锅饼和一块地瓜热好，再到你奶奶那给你哥哥把饭带来。我照办。给我强烈刺激、终生难忘的是，爷爷奶奶给哥哥带的午饭只有两块熟地瓜儿。当我把带来的饭摆好后，我才知道，母亲让我热那块锅饼纯粹是给我吃的，她怕我年少长个，要吃好点，而他和哥哥把地瓜当作午餐吃了。所以，我现在终于理解了那时候瓜菜代的含义和悲凉。
当教师的父亲偶儿也会用微博的工资买回点带鱼、油炸五花肉之类的美食，但是，日常生活中的主食还是玉米饼子、玉米窝头。每顿饭，炒菜也不常见，顿顿必有的是咸菜。
记得院子里好几个缸子，里面腌满了胡萝卜、水萝卜等。有时候掀开缸盖儿，里面还会有爬来爬去纷纷扬扬的蛆，也不知那么咸的水，蛆咋能生存繁殖呢？据我观察，村里家家户户院子里都有几个咸菜缸，村民们看到蛆的存在，并不以为然，捞出咸菜冲洗干净后，用刀切成咸菜条，点上几滴油佐食。
好东西反复吃也会厌倦，何况又粗糙无味的玉米饼呢！我和两个妹妹有时候对这寡淡的饮食实在是“食之不得下咽也”。看我们吃饭时那无精打采的样子，母亲居然发明了一种新吃法：把玉米饼或者窝头捏碎，放到碗里，然后撒上盐，点上油，再浇上半勺玉米粥，搅拌，嗬，又香又咸又不拉嗓子的美食诞生了。我们兄妹仨几乎是大快朵颐，一饱口福。这也是紧缺时代母亲为了让孩子们肯于进食的一大发明吧。
经济上如此窘迫，父母舍不得买新衣服，也没钱专门打扮我和两个妹妹。我记得小时候穿开裆裤是为了拉尿方便，我到了七八岁，母亲给我做的还是开裆裤，她大概觉得我是个小子家，开裆裤做起来不费事，拉尿也方便，在农村里也不会有伤大雅，即便是去上学。
第三章
被“老逮”老师的一顿奚落，我上学的想法一下子破灭了。我放慢了脚步，逐渐和“老逮”老师拉开了距离，再后来，趁他拐弯，我索性转身回家了。
“我不去上学了！”我态度坚决地对母亲说。
“要不明年再去吧”。母亲对我上学似乎不很急切，也没问我为什么。再说，村里对谁家孩子去上学，也有一搭无一搭的，完全自愿。村民的孩子，大致上还在继续上演“放羊-生小羊-卖钱-娶媳妇-生孩子-放羊”的连续剧。
其实，我心里明白，母亲有苦衷——父亲当老师，奶奶常年卧病在床，爷爷给生产队喂牲口，村里还是大集体，母亲得天天上工，我下面两个妹妹需要我照看，我得给两个妹妹继续当一年保姆！
此外，或许母亲认为，上学也没有啥前途。因为，大学里早就不公开招生了，我记忆里一次招生，是上年的事，一个大队长的儿子，被保送去了聊城师范学院，父母在家议论时，我都听进耳朵、记在心里了。
他是大队长的儿子！这样的馅饼，是不会轻易落到平民百姓家的。
村里还有不少文盲，邻居大娘的儿子“小蛋”就是其一，他一辈子不识字，还娶了一个不识字的媳妇。
记得有一次，母亲告诉我，村里张榜公布工分，“小蛋”媳妇也来看分，大字不识一个的她，只好挤到母亲身边，惭赧地请求：“婶子，你看看我在哪里？”母亲看了看她，半是玩笑地说,你不是在这站着吗......
送孩子上学，当父母的初衷，不过是培养一个识字的人，方便今后的生活罢了。
这一年，我7岁。
第四章
8岁那年，1972年，我终于踏进校门，开始了“念书”生涯。大妹妹则接替了我的工作，负责照看小妹妹。
小学5年时间，先后有两位老师上课，一个是前面提到“老逮”老师算是我的启蒙老师，教了不到两年，去了东北他姐姐那里当起了木匠，又两年后回到家乡继续当老师。他除了木匠活精湛外，还学会了照相术，给我家拍了第一张全家福，爹娘就贴在一个相框里挂在墙上，只可惜这张我家最早的全家福后来不知失落何处。接替他教书的是比我长一辈的叔叔，后来这个叔叔受到县里农业学大寨驻村工作队的青睐和培养，当了村里的党支部副书记，把教师的岗位又让给了回家来的“老逮”。
小学是和邻村董庄合办的。一座三间的平房，中间贯通，形成一个大教室，中间朝东的门，门前是一个大空地，空地东边是一小片树。
我入学时候大约30多个学生。一二三年级都在一个教室上课，低年级的同学在最前头，依次向后是二年级和三年级。一个老师对着三个年级的同学分别讲课，给一个年级的同学讲课时，另两个年级的同学就低头做作业，互不干扰。课余时间，我们就在教室门前的空地上玩耍，也到小树林里面围着树追逐嬉闹。听到老师吹哨，就跟群燕归巢一样，纷纷奔回教室继续上课。
一年级初期，我们开始认写阿拉伯数字，别的数字很快就认识了，也会写了，可是写8时，我的手指就是不做主，甚至为了让8的笔画拐弯，我的身子几乎就快扭曲了，还是写不直，写着写着，8就成了无穷大的标志，自己都感到别扭。
“老逮”老师来回巡视检查我们的作业，当看到我把8写成无穷大时，立马火冒三丈，扭着我的耳朵，把我从凳子上提溜起来，一边使劲儿拧我的耳朵，一边训斥我：“写得嘛玩意儿？你这个大笨蛋！”。
我的耳朵被他有力的手指拧得打了卷，不但疼，还火辣辣的热。
这是我第一次被老师体罚，后来还被扇过耳光。
其实，在班上，我挨打还算少的，有的同学经常挨打，那些经常挨打的，都是学习上的“笨蛋”或者喜欢打架斗殴、惹是生非的“皮孩子”。
挨打也不是多么可怕，那时候，农村的孩子，哪个不被家长打过。母亲脾气大，小时候我没少挨打，后来大了，长劲儿了，母亲打我时，我就两手抓牢她的两手，死死地钉在墙上，一如耶稣受难时的样子，母亲挣脱不了，再也没法打我了，从那以后，才停止了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也有造成后果的。我姥姥村的一个小子，惹母亲生气，母亲追打，追不上，生气回家抓起一把菜刀，重新追他儿，一边追，一边把菜刀投了出去，正好把那小子脚上的后筋腱砍断，后来虽然接上了，走路却一瘸一拐的。当娘的真是后悔莫及。
“老逮”老师的暴脾气还发生在课堂一次。那天，半晌的样子，“老逮”的媳妇来找他，恰逢正在讲课，看媳妇不合时宜地找他，还不断地跟他抬杠，在同学们面前，太有失面子了，他终于忍无可忍，摸起黑板擦就冲着他媳妇投了过去，他媳妇身子一闪，躲过，不甘示弱的她，就近抄起一个学生的书包，回击过去，“老逮”老师眼疾手快，把“书包炮弹”接住，又迅速甩了回来。那动作，那态势，忽然让我们感觉是在上演激烈的乒乓球比赛：“你快攻，我推挡，小小球儿闪银光”。惊讶之余，同学们的脑袋齐刷刷地随着空中的“飞去来器”来回扭动，目睹这一场发生在教室里的“夫妻大战”。最后，“老逮”老师的媳妇悻悻而去。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的习练，我才让无限大从平躺，到半立，再到直立。不过，一旦启蒙，我就很快入门了，学习成绩在同学中脱颖而出，到了四五年级，我的作文时常被作为范文，不但老师夸，有时走在路上，村人也会夸奖几句，我内心得意极了。
我的同桌叫张金城，是邻村董庄的。他白而瘦，常年鼻涕不断，一直到初中，俺俩都在一个班读书，初中毕业后，他就回家干活了，后来结婚，再后来开拖拉机给窑厂拉砖送土，一次拖拉机栽倒深沟里，他被砸死了，舍下了老婆和两个孩子。
还有个同学，叫董开征。上学时，他娘就去世了。没娘的孩子像根草。开征的棉袄是同学当中唯一带皮的，用拉链可以把皮扯下来清洗，而且他的棉袄开了好几个口子，露出了里面的棉絮，他时常用手把露出来的棉絮塞回去。我看到他，不知怎的，心里就感觉怪可怜的。好在，他现在早已当了爷爷，儿子还在县城开了饭店，小日子过得不孬。
小学期间，有两个事刻在脑海里，印象特别深刻。
一个是唐山大地震，村民们人人自危，家家防震。爸爸住在学校里，母亲每晚把我和两个妹妹送到邻居家的窝棚里睡觉。窝棚用柱子扎起，呈八字状，窝棚外蒙上玉米秸和麦秸挡风遮寒。母亲自己在家里睡到了结实的八仙桌下。大家度过了一段非常时期。
一个是伟大领袖逝世。村里的喇叭安装在学校操场边一棵大树上，全体村民集合到喇叭下，一起收听主席追悼会实况直播。开会前，一个村里的嫂子“呲着牙”进了会场，引得不少村民侧目。会后，我在路上就听到好几个人说，你看某某，毛主席追悼会，她竟呲着牙，真不懂事！可见，当时对伟大领袖是何等的尊敬和虔诚。现在想来，那个嫂子“呲着牙”，不过是见到大伙儿时的一种礼貌反应，可村人就上纲上线到了对领袖不恭的政治高度，当时的政治氛围使然。我就听大人讲过一个因言致“罪”的故事：一次，村里开会学雷锋，会后，邻居“小正子”耍贫嘴，说了一句“学习雷锋好榜样，给俺家里（老婆的意思）挠痒痒”，被人举报，挨斗了好多次才算完。
第五章
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我上小学5年级。这一年，我明显感觉到这一历史性政策带来的变化。村里大约有五六个放下书本干农活的男男女女，重新拿起了课本，欲挤上呼啸而至的高考列车。他们时常聚拢在一起，谈论考试的事情，交流复习的心得，互相学做考试题。也有几次到我家，向我爸爸请教政治课和考试的问题。
我也被感染了，因为，能上大学，是非常“高大上”的事情，俺们村，多少年没出大学生了。
父亲告诉我，解放前，村里的大学生都是地主王家的，只有有钱人家的孩子才上得起大学。
村东南有一块坟地，小时候就感觉那里阴森可怕。一个是有几棵巨大的松树，二是坟头特别高大，而且坟的一侧，露出了大青砖垒的拱形墓穴，里面的棺材都能看得到。村人们说话中吐露，那是王家地主的后代，王贯一的坟茔。
王贯一是谁？后来得知，王贯一作为王家的后代，曾经上过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进入南苑航空学校学习飞机驾驶，成了中国第一代民航驾驶员。他在南京和北京之间来回飞行，当时没有导航设备，飞机都是顺着铁路飞行，我们村距离铁路不远，他有时候会到村子上空盘旋几圈，村里一直流传这一说法。
1931年11月19日，著名新月派诗人徐志摩就是借乘他当主机师的邮政飞机在济南长清境内白马山撞山而死的。当时，王家在北京、上海、南京都有人，势力很大，所以，王贯一的坟茔也修得高于村民的坟茔。
我从小没记得村里有姓王的，因为，解放后，王家有被镇压枪毙的，1959年，最后一个王家人—当老师的王金星因为感受到政治氛围越来越不利，也搬走落户到了岳父家。但是从父亲的口吻来说，王家的余威还在，而余威的来历就是人家王家人，有文化，有地位，有财富。
解放后，俺们村在五十年代出了三个文化人，一个是父亲，1954年毕业于平原师范，分配到当时的德平县教书，1968年由于“侯王建议”（1968年1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山东省两名小学教师的一封信，“建议所有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人民公社的大队来办”，“国家不投资或少投资，教师不发工资，由生产大队记工分”。此建议称为“侯王建议”），在外漂泊15年之后的父亲，终于返回家乡继续当老师。一个是宫玉泉，毕业于北京气象学校，分配去了甘肃祁连山，从事融冰化雪工作，后来辞去工作回家当了民办教师。学历最高的宫玉水，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去了位于洛阳的有色金属研究所。
这些存于我脑海的事例，让我在1977年高考恢复后，内心充满了对大学的憧憬和向往，也对大学生心生尊崇和钦佩。
遗憾的是，村里那五六个考大学的人，一个也没考上。他们当中，有英俊潇洒的“杨子荣”，也有长辫子的“李铁梅”，我挺替他们惋惜的。
第六章
五年小学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到了1977年下半年，我便到距离本村大约3华里的于庄中学上初中。这里只有初中，在校生大约有160多人，来自周边6个村子，属于一个大队。我父亲就在这里任校长兼政治老师，同时也是我们的政治课老师。
当时学校的条件很差，老师们的办公室和食堂在最后一排，前面两排是学生们的教室。教室内部虽然不是人家所说的“黑屋子，土台子，里面坐着一帮泥孩子”。但也是因陋就简：扫帚苗做筋骨，一块两米长、六十公分宽的水泥板，搭在砖头垒的垛子上，就成了课桌。水泥板上面是锯末作主料和泥加工的面板，半寸厚一层，打磨平整，干燥后梆梆硬，手放在上面感觉不到凉。
没电，有了夜自习后，同学们就从家带来了煤油灯。为了减少煤油燃烧的烟气，家长和同学们开动脑筋，找到了减少油烟的办法，就是利用矮粗的罐头瓶，沿着瓶盖直径上剪出一条缝，装上宽宽的灯芯，这样，煤油得到了充分燃烧，看起来油烟不再汩汩地升腾，灯火也亮了起来。虽然如此，我们的鼻孔里往往还是黑的。
厕所也是十分的简陋。男厕所都是挖个长条的坑，砌上砖，同学们便“公开”蹲在上面大便。沿着厕所墙根，一个由砖砌成、水泥磨面的牛槽式便池，跟墙外的一个小水沟联通。好多次，挖厕所不及时，同学们人又多，大便拉得山堆海满，进厕所得自己带几个砖，垫着进去解决问题。还有好几次，我们在教室里闻到臭味，后来才知道，有女同学脚底一滑，掉厕所了，粘了一脚的臭屎。当时学校连个水管也没有，只好用土坷垃反复摩擦，可是臭味还是不能彻底清除的。
老师们和小学时有了区别，或者叫“一校两制”。包括父亲在内的绝大多数老师是所谓公办教师，有编制，挣工资。还有几个民办教师，虽然人在学校里教书，但是村里仍然给记工分，每个月大队上拿出五元钱补贴给他们。
给我上过课的老师有五六个，除了父亲外，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是一曹姓老师，他成分高，为人谨慎；他体态肥胖，走路沉稳。他板书高细，犹如瘦金体，与他的体型形成强烈反差。曹老师是全公社有名的语文老师，记得有一次，他的授课引来本公社其他学校10来个语文老师前来观摩。曹老师那堂课讲得淋漓酣致，众人喝彩。
教授物理的有一位潘姓老师，40来岁，个头不高，细皮嫩肉，穿着整洁，说话慢声细语。后来得知，他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本来参加了工作，不知何故，文革时期被开回老家务农。他的儿子留在他在济南工作的姐姐那里。
他是父亲亲自请来当民办教师的。
他上的第一节课是给我们的，课程是讲浮力。也许是当了民办教师的激动，也许是天性腼翩的性格，也许是被冲击的谨慎，面对几十号学生，潘老师第一堂课开始处于紧张局促状态，声音有点颤抖，表情过于严肃，在表达上，有时候不够连续，一句话反复好几次。好在他是高材生，后半截终于稳住了心态，讲得既明白又生动。他说，浮力就是东西掉到水里，水有一种把它挤出去的力量。一边讲，一边两手对捧上举，演绎浮力的表现。
潘老师对我十分友好，多次告诉我，有疑难可以随时找他。我没有找过他，也没有课余找过任何老师求教。我的初中学习几乎是一帆风顺的。我当时真的摸索出了一种学习的方法。上午每次课堂听讲，我都能听得明明白白，做题也是手到擒来。听完课，做完题，我就立即看后面的课程，遇到疑难，存疑，等下次上课时特别注意，随着老师的讲解，疑难问题迎刃而解，豁然开朗。如此反复，我就始终处于主动学习的状态。下午，当别的同学还在闷头做作业时，我已是早剃头早凉快了。
潘老师后来落实了政策，回到位于棋盘街的济南电机厂当了一名工程师。
由于我的学习好，加上父亲又是校长，我当了班干部。其实，班干部的职责无非这几样：一是老师进课堂时，负责喊“起立”，同学们闻声而起，肃然起敬，听到老师回应“坐下”后，就立即坐下听课；二是替老师收作业，组织几个课代表，把同学们的作业本收敛起来，给老师送去，老师批阅后，再发还回去；三是组织打扫卫生，包括轮流擦黑板，清扫教室。四是组织开展体育课和其他集体活动。
当“官”时间长了，加上我的特殊背景，助长了我的坏脾气：我扇过“小青珂”的耳光，也把高过我半头的“彦明子”打得连连后退，还多次欺负跟我同桌的“大犇喽”。
第六章
记得以前，每个公社都有高中班，我所在的前曹公社也是。我读初中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各公社的高中陆续撤销了，高中只有平原一中和恩城二中两个学校，每年，两个学校招收的学生不可能替代各个公社都办高中时的规模，一下子，初中升高中，犹如高考一样，一帮人聚到了独木桥上，拥堵不堪。
1980年夏，我和另外三名同学考入平原一中，这是于庄中学初中升高中破纪录的一次。记得我的成绩排在全县50多名，其中语文的成绩位居前三。那一年，高一共有6个班，有300多名同学。
才入学，感觉到校园里有些悲戚戚的氛围。学校操场东南，有一个大会议室，抬眼望去，一溜黑底白字的条幅横挂着，上面是“卢某某同志永垂不朽”，原来是一名卢副校长刚刚去世。
在我们安排座位，分配宿舍时，一个高个，略有胡须，戴眼镜，走起路来左右摆动的男同学，似乎很熟悉学校的情况，很有优越感也很热情地给同学们指点迷津。后来知道这位热情的同学叫王泽平，他家是农场的，属于非农业户口，初中就在一中读书，对学校非常捻熟，也是个古道热肠的人，我曾经跟他一个蚊帐午睡。
校长姓史，个不高，讲话抑扬顿挫，条理清晰，颇有气度，有君子之风。
书记姓孙，小个子，大眼睛，戴眼镜，此前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一次学生大会，孙书记用高亢而朴拙的地方话喊道：“老师们——，同学们——”，恰在此时，孙书记一口痰上来，随后一声巨咳，在大喇叭的扩音下响彻全场，同学们哄然大笑。孙书记把痰吐掉后，顿了顿，对同学们的哄笑很恼火，于是对着话筒斥责道：“笑什么？不是中国人么？”学生哑然。
孙书记真是古板的老革命。后来，学校来了一位穿裙子、高跟鞋、烫卷发的音乐老师——张老师。张老师面庞如月，气质高雅，娉娉婷婷地走过校园时，往往惹得众多男同学回头三望。这现在看起来很正常的打扮，在当时却是奇装异服、大逆不道，孙书记跟眼里被揉进了一粒沙子，大会小会批评。
孙书记不会不知道，张老师的父亲是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他不管这些。后来，张老师无奈调离了平原一中。
高中生活十分艰苦。
先说吃喝。家里如果有钱，可以直接买饭票，如果没钱，那就自带粮食。当时的规定是带什么吃什么，如果带来的是小麦，发的票就是卷子（面食的一种做法，发面后揉成长条状蒸熟）票，如果带来的是玉米，发的票就是窝头票。班里40多名同学，一个簸箩，两个水桶。同学们几人一组轮流去食堂打饭。
打得饭来，同学们便上前各取所订，交钱买过菜票并订菜的，一把铁勺舀起桶里的汤水菜倒到同学的菜盆里，另一把铁勺则舀起一勺水倒进同学的金属或搪瓷缸里。大部分同学是没钱买菜票订菜吃的。大家在周末回家时，往往用空的罐头瓶，装满自家加工的咸菜，够一周食用。有一高姓同学，回家带来的经常是煮熟的黄豆和水萝卜发酵的咸菜，特别好吃，每次我都借光吃他带来的咸菜。也不是每个同学带的咸菜可以吃到周末，邻桌房姓同学，就遇到了青黄不接。他手里没钱，咸菜也吃完了，我和另一个同学劝他吃我们的咸菜，耿直的他却坚持蘸着碎盐粒吃了几顿饭，直到周末回家。即便到了高考时，也没有象现在的父母前呼后拥，贴身陪伴，而是一如既往地样子。我和魏同学，高考那几天不过是走出学校，到人民医院附近一家小饭馆吃烧饼和咸鸡蛋改善生活。
学校食堂负责上千人的吃饭问题，由于没有食品机械，一切都靠炊事员的人工劳动，玉米面没粘性，和起来还不算费力，面粉则不然，靠人工和面很费劲儿，久而久之，炊事员就偷懒了。面和的不匀，碱疙瘩含量很高，整个卷子都是跟上了染色剂一样黄。即便这样，班里吃窝头的同学还是很羡慕吃卷子的同学。本来是一个簸箩从食堂打来的，各取所“订”那一刻，便有了生活质量的差别。
高中三年，我大致还好，从家带来的都是小麦，吃的卷子。父母对我寄予厚望，即使是假期，也让我尽可能少干活，有好吃的，让我优先享用。每次回家带粮食都没觉得什么，可是有一次，父母很歉意地对我说，家里一点麦子也没了，让我等等，他们就去了前院邻居家，不一会儿就抬来满满一袋麦子，给我结结实实捆在自行车后座上。回忆起来，我当时内心好像也感觉到一丝不安，可是那个念头一闪而过，随之就坦然了。现在想来，家里一粒麦子也没了，父母和两个妹妹，应该是顿顿窝头天天窝头吧，每次想到这里，我就不禁潸然泪下。
留锅水十分难喝。食堂顿顿蒸干粮，锅里的水反反复复不知滚了多少遍，最后熬得水的颜色如尿，一搪瓷缸水，水垢沉淀物有三分之一。那也没办法，只好强忍着喝下去。除了这个机会，再也没有喝开水的机会了。于是，渴得难受的同学想出了各种奇招。张同学干脆渴了就喝凉水，怕闹肚子，喝了凉水后再吃两粒土霉素药片。我也前后用了三个办法，一是到学校南门外，到嫁到这里的一个村中姐姐那里要一壶开水。一个是中午饭后，约几个同学走2里地到一个公立饭店，假装到饭店吃饭的客人，一只手把搪瓷缸藏在衣服里面，靠近饭店的保温桶后，迅速接满一缸水喝掉，再接上一缸盖上盖走出去。后来饭店发现我们是来蹭水的，就把我们撵了出去。三是利用晚自习时间，提着暖壶，出西校门，穿过一座桥，到汽车三队那里的锅炉房接水。舅舅当时在三队当司机，我报上舅舅姓名后，人家不再阻拦。
这样的日子直到过了一年半后，学校有了锅炉房才结束。大家用2分钱一张的水票可以直接去锅炉房打开水。一李姓同学是回民，教我们英语的白老师也是回民，她对李同学多有照顾，给过他好多次水票，引得我们好生羡慕。
再说住。同学们住的是大通铺。所谓通铺，就是一个房间，靠南墙和北墙，用砖垒起垛子，上面铺上一条条宽木板，一个通铺能容下七八个甚至十来个同学。木板上铺上稻草，再一层自带的褥子，夜自习后，同学们陆续会回到宿舍，大多已经困倦不堪，倒头入睡。还有几个头悬梁锥刺股的同学，借着昏暗的电灯，再看一会儿书。
大通铺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虱子的传播。有的同学大白天脱下衣服找虱子，找到后两个大拇指甲一挤，啪然作响，闻听的同学见怪不怪。
大通铺还有个后果是潮湿，由于底下的稻草从不弄出去晾晒，时间一长霉变发黑，上面铺的褥子也跟着发霉，有时候摸摸褥子，竟然还潮湿的几乎出水。
当时，城镇户口的孩子，毕业后能够分配到工厂上班，农家的孩子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农村户口，出路只有两个，一个是参军，能当上排长以上的军官，就获得了吃皇粮的机会。另一个就是上大学，上了大学后官方负责分配工作。1977年恢复高考后，班里张同学的哥哥第一个考上了德州师专，成为全公社的特大新闻。1978年，我村一姑娘考上了德州卫校，也是轰动一时。几乎每个同学都使出浑身解数学习，都把考大学作为改变命运的机会。
为了提高学习效果，同学们各显神通。卢同学学英语、学语文，往往在户外高声朗读；肖同学为了强健身体，旺盛精力，偷偷回到宿舍，用一块整砖握在手里，锻炼肱二头肌；贾同学能在学校的双杠上，双腿平举......我看到一个消息，说是大脑在缺氧的情况下，再遇到氧气，能加倍获取氧气，于是，我就想法弄来了塑料袋，把头钻进去，使劲憋气，然后，突然把塑料袋移开，深吸氧气。同学们都把我当怪物看待。
平原一中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学校。始建于1926年，培养了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张天民，国家图书馆馆长、著名哲学家任继愈，著名诗人桑恒昌和少将李养珍等俊杰。我入学的1980年，已是恢复高考的第四年，高中教师的价值开始得到体现，教师们的教学热情极其高涨。有几个老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个是教我们物理的任老师，在我入学不久就给了我极大鼓舞。一次，任老师在课堂上，举着我的作业本，对全班同学说，你看人家宫玉河答的这个，肯定赞许之情溢于言表。一个是教地理的姜鸣凤老师，她是南京人，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被分配到平原一中，远离了故乡大城市，偏安一隅小城，兢兢业业几十年，成为全省有名的地理教学专家；学校里还有一个王老师，是黄埔军校毕业生，文革时期受打击迫害，妻子去世，他被打回老家务农。平反后，高涨的教学热情似乎要夺回失去的韶光，不但在教学上博得尊重和盛名，还当选县政协常委、县人大代表。虽然他不给我们授课，可是大家都知道他的来历，每当在校园里看到他挺拔的身姿和端正有力的步伐，同学们都肃然起敬。
高中阶段，同学们大部分来自农村，少部分是非农业户口，所以，大家的寒窗苦读，终有所得，高考后，我们班级考上大学、大专和中专的有30多个，只有少数同学又回到了家乡。好在当时，高中学历也是文化水平高的，他们当中，有的成了民办教师，后又转成了公办教师，还有几个当了村干部。我呢，则考入山东银行学校，捧得一个“金”饭碗。
要说捧上“金”饭碗，还真有一番来历。高考后填报志愿时，还处在计划经济时期，各行各业都差不多，无所谓哪个行业优越，哪个行业不好。作为出身农门的孩子，一个主要目标是鲤鱼跳龙门——脱离农村。我自己的掌握的信息是，邻村的青年里面，有考上青岛商校当了饭店厨师的，有考上济南商校进了县副食品加工场做点心的，还有考上德州供销学校和德州粮校，分别去了供销社和粮所的。我记得当时填报了4个志愿，其中三个清清楚楚：青岛商校、济南商校和山东银行学校。
张榜那天，我一早就骑着自行车赶到学校，像鲁迅先生的作品《白光》中的主人公陈士成一样，越过攒动的人头，顺着高贴在墙上的榜单姓名一栏，从上到下，迅速寻找“宫”字，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录取的学校就是山东银行学校。在一旁也在看榜的姜老师，感慨地跟别人说话：“颜某某考上了，真不孬”。我知道，颜某某复读了大概两三年，所以引起了姜老师的关注。
我是恢复高考后，村里考出去的第二个中专生，一时间，村人们见到我都是祝福和祝贺的声音，父母也是十分的欣慰。我内心也欢欣异常，亲戚们也陆续的给我资助，有给钱的，也有给粮票的。
第七章
秋季开学，父亲要亲自送我去学校。乘坐了两三个小时的火车后，出得站来，广场上，一个接站牌写着学校的名字，我们随着举牌的人，来到一辆接我们的专车——一辆带斗的“大黄河”面前。等到20多个学生后，车开动，我们把行李放到车斗里，人就站立扶着车帮，颠簸着来到了位于济南东部黄台的校园。
在山东银行学校读书的两年，是全新的生活。我平生第一次住在楼房，学在楼房。“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在我快20岁时终于享受到了。
没有了升学的压力，生活也得到改善。我申请到的是二等助学金，每个月17.5元，如果再自己添加上七八元，大概25元左右，就够了一个月的生活费。住宿，是6个人一间屋，上下铺，不再是高中时的大通铺。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农村开始了土地承包到户，经济收入大为增加。记得父亲来学校看望我时，告诉我，“小正子”家种“娘花”（棉花）收入了9000多元，买了沙发。我是第一次听说农家人买沙发。以前认为沙发是城市人的独享，农民是买不起沙发的。父亲一个月的工资不到百元，一个秋季的棉花收入，我家也收入了几千元。
学校里来自德州和平原的众多校友也得以结识。记得刚入学不久，82级的几个平原同学就邀请我们才入学的新同学老乡去游玩大明湖，10来个人划船到一个岸边时，林同学探身手扶岸边，想去系上绳索，可就在这时，由于林同学探身形成的蹬力，小船忽然就快速向后滑动了，别的同学还在叽叽喳喳，我发现这一险情，一个健步弹跳到岸上，两手挽起林同学的肩臂，把她提了上来。受惊后林同学坐在岸边石头上，脸色煞白，好一阵才缓过劲儿来。
学校也有了文化生活。我们的三四班是一个班主任，两个班共用一个电视机。有好长一段时间，连续剧《霍元甲》、《陈真》和日本的电视剧《血疑》极火，我们就多次晚自习时间拥到三班教室里看电视，教室里的人满满当当。
周围还有个露天电影院，隔三差五也去看一场电影。学校也组织文艺表演，一次，三班一个来自莘县的男同学，登台表演了一段山东快书，赢得满堂喝彩。一打听，这家伙为了提高演技，竟然跑去找著名山东快书表演家杨立德老师，杨老先生把他推荐给了自己的徒弟孙振业。
我也加强了身体锻炼，无论春夏秋冬，每天早晨必去操场长跑，每次不下3000到5000米。参加了学校武术队，时常集体习练长拳。高中阶段由于生活条件恶劣而羸弱的身体逐渐健康起来，应验了那健康特征的三快：走路快，便得快，睡眠快。
每个周末，如果不回家，我就和几个同学进城玩。最远的一次，我们相邀去了位于兴隆山的山东工商管理学校，爬山，聚餐，让在那里上学的同学破费不少。如果周末回家，我就周五下午坐公交车赶到火车站，经过两个小时的车程，我选择在距离家最近的一个叫林庄的小站下车，然后步行七八华里到家。父母往往给我做好吃的。周日下午，我会继续乘火车回济南。下车后，不急于赶回学校，而是顺着泉城路走到解放桥再向北走回学校，悠哉悠哉。
读书之余，逐渐优裕的生活条件也助长了我的奢侈，记得一次，实在是馋饺子了，我和来自邹平的刘同学，到校外一家饺子馆，每人要了一斤羊肉饺子，60个，一顿吃个精光。带来的后果是“一顿吃伤，十顿喝汤”，晚饭俺俩都吃不动了。体育课时间，我有时也会跑到食堂那里，花2角钱买一个或者两个牛肉小饼吃；遇到食堂蒸米饭或者蒸包子，我也会跟其他同学一样，拥到窗口下使劲往里挤，甚至也学会了顺墙向窗口横挤，为这没出息的行为，我竟然挤坏了两个眼镜。
两年时间就这样过去了，经过在蟋蟀、杂技之乡宁津的实习，我分配到了农行平原县支行，工作15年后又调到了德州分行工作，转眼间，工作了三十多年。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用三句诗描述了人生三境界，我也时常回忆自己的求学经历，如果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小学和初中阶段，应该是少年不知愁滋味，高中阶段，应该是为伊消得人憔悴，中专时期，应该是轻舟已过万重山吧。
1954年，父亲平原师范毕业后，当了近40年老师。我是1985年山东银行学校毕业参加工作的，我的女儿是2014年硕士毕业的，在京找到了心仪的工作。父亲说，咱这个家庭，60年间，每隔30年，就有一代人工作，并且都是经过读书后工作的。所以，一定要把读书的家风传承下去。
是啊，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父亲的话，我牢牢记在心里，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