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慕久(1788年—1848年),号竹圃,东平西卷棚街(今属桂井子街)人。嘉庆己卯科(1819年)举人。1826年(道光六年)以知县去云南上任,任职期间,政绩卓著,廉洁从政,颇孚众望。1843年5月被任命为上海道台,1847年升任江苏按察使(臬署在上海)。1848年正月初十病逝于臬署,享年60岁。
道光皇帝考评:廉洁出于自然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东平城内西卷棚街,一户家境殷实的宫姓人家出生一个男孩。这个本分的人家,当然希望新出生的这个孩子秉承“不慕身外物,耕读传家久”的祖训,将来有所作为,于是,就给他取名宫慕久。
宫慕久从小聪明伶俐,悟性很高,到了上学的年龄,家人便把他送进了私塾,从《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学起,接受传统教育。宫慕久聪明好学,各门功课都非常优秀,也深得老师喜爱。私塾先生常常说起,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让家人好好培养。年龄稍大,家人又把他送进了当时东平的知名学习圣地——龙山书院。经过几年苦读,宫慕久终于不负家人所望,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考取己卯科举人。道光六年(1826年)以知县去云南上任,任职期间,政绩卓著,廉洁从政,颇孚众望,道光皇帝考语谓:“资质本乎天性,廉洁出于自然。”昆明螺峰街建有其生祠,匾额文曰“杜召遗风”。云南省城建有“宫公书院”,其联有云:“学道爱人训遵东鲁,恤刑听讼化洽南滇。”
作为一名县官,能得到皇帝的认可、百姓的赞颂,足以说明他能力超群,政绩突出,清政廉洁,一心为民,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断被朝廷重用。
阻止英国人在上海设立领事馆
鸦片战争失败后,1842年8月,清政府和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国人在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
针对英国人在上海派驻军队及外交领事,清政府也考虑要派得力人选出任上海道。在上海设为通商口岸,外国人将大量进入上海的大背景下,这一职务由谁担任,朝廷选择了宫慕久。
宫慕久由云南边陲一个小县的县官,被任命为四品官的上海道,足以看出朝廷对宫慕久的重用。保举宫慕久的江苏巡抚孙宝善对宫慕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质直出于自然,廉介本乎天性,于华夷通商诸务,断不致徇私忘公,洵为实心可靠之员。”就是说,此人有着自然质朴的性格,廉洁公正的本性,在处理对外商务的各项工作中,绝对不会损公肥私,确实是忠诚可靠的难得人才。1843年5月,宫慕久走马上任。
1843年11月8日,英国驻上海首任领事巴富尔率属员3人到达上海,租用华人顾氏住宅敦春堂为临时领事馆开始办公。第二天,他拜访了上海道宫慕久。
出于礼仪,宫慕久除了在官衙接待来客以外,还于当晚在海关设下宴席,为巴富尔一行接风。11月10日,宫慕久还登上了停靠在十六铺大关码头上的“麦都萨”号,对巴富尔进行了礼节性回访。
宫慕久因此给英国人留下了“温文尔雅,思想开明”的好印象。
虚与委蛇的一应程序完毕,双方开始进行实质性的谈判过程。所谓“开埠”,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建立领事馆。巴富尔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他的领事馆将设立在上海的什么地方。
按照当时上海不成文的官方规矩,一切外省来沪人员都须在城外安置,巴富尔之流来自外夷,更属外人无疑,按惯例只能在城外安置。但这样的理由对巴富尔却无以成立。此非华人,华人的规矩他不可能理解,因此也不可能具有约定俗成的约束力。宫慕久只能借口城内拥挤,实在找不出空房,所以只好请领事先生屈尊到城外找房安顿云云。
当然这也只是宫慕久说得出口的理由,他说不出口的另一层理由是:华洋杂居一向为朝廷所忌讳,一旦英国领事馆开设于城内,势必造成杂居事实,不仅骚扰吾民,于纯粹流俗不利,而且还会给他对英国人的监视带来极大不便。
在维护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大是大非面前,宫慕久心如明镜。他找出各种理由、采取各种措施阻止英国人在上海城里设领事馆。
巴富尔第一次和宫慕久交锋,明显失利,心中的懊恼可想而知。他带着心中的不快和他的一行人,开始在上海街上溜达,全然不顾他这深目隆鼻的妖人之相正吸引来越聚越多的围观人群。
1843年的上海,借助独特的地理区位和水运交通优势,已成“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上海当时的城区,还仅局限于今天的南市老城厢一带,包括城墙以内的旧城区和东门外沿黄浦江的码头作业区和商业贸易区,北门以外的外滩地块当时还是一片荒芜,实际的城区面积尚不足两平方公里。然而就在这两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却居住着超过20万的人口,其拥挤嘈杂之状,应当不难想象。所以,宫慕久所言也不见得就是谎话,城内确实很难找出像样的空房可供洋人租赁。
巴富尔一行面对眼前的事实,不免越溜达越感到沮丧。然而,谁也不曾料到的奇迹偏偏在这时发生了。一个商人模样的中国人仿佛很不经意地突然出现,此人对巴富尔自我介绍说姓姚,广东人,在上海经商。他建议巴富尔可以租住他的姚氏住宅,他有足够的房产可供巴富尔挑选,只要价钱合适。他的出现给沮丧中的巴富尔提供了充分的信心。巴富尔答应先安顿下来再说,他在当天给璞鼎查的信中写道:“我已在上海城内租到一所房屋,地段适中,每年租金400元,如果做好设立领事馆的准备,我打算明天就搬进去。”
1843年11月14日,巴富尔向所有在沪的英国人发出告示,通告英国领事馆业已设立。巴富尔同时宣布,上海将于11月17日正式对外开埠通商。
英国人把领事馆设在了上海城里,确实是宫慕久不愿看到的。尽管他尽了自己所能,极力阻止,但是国门既开,大清各级高官都不出面阻止,以他一己之力,显然无济于事。
签订土地条约
巴富尔来上海的另一个使命,是为英国人长期在上海经商居住物色一块土地。
1845年11月29日,《上海土地章程》的签订,在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但这确实是一件足以撼动后世的大事。身为当事人的宫慕久却高度重视,为了这一个看似简单的条约,花费了他两年多的心思。
签署这个章程属于上海开埠的规定动作之一,目的是为了让登陆上海这个通商口岸的英国商人和其他外国人有地方可住。
从19世纪初叶,英国人就急于打开中国的贸易大门,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掠夺中国的资源,就是为了占有中国的市场,就是为了向中国输出鸦片,来麻醉整个中华民族。
对此,宫慕久看得十分清楚。上海开埠不久,巴富尔就与宫慕久开始了就居留地问题的谈判。谈判的首要问题是,蛮横无理的英国人提出了永久买断土地产权的主张。在这个问题上,宫慕久这个温文尔雅、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孱弱书生,却表现出了中华民族所有的刚强:买断地皮断不可为。他认为永久性地把国土卖给英国人就是卖国,这对视爱国为生命的宫慕久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他死死地守着这一底线,并向英国人提出的理由有二:一是为大清律法所禁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二是在《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里均无此项条款。在这一点在,宫慕久的坚守是成功的。
针对要害环节,反复拉锯。宫慕久运用自己的政治智慧与蛮横并近乎无赖的英国人,进行艰苦的谈判。其间反反复复,历时两年,终于在1845年11月29日签署了被日后命名为《上海土地章程》的公文,并以上海道的口吻公示于外滩新海关:
查照条约,就上海地势民情,前经议定:杨泾浜以北、李家厂以南地基,租给英商建房居住。兹将所宜遵行者,收本道会同贵管事官,酌议数条,开列于后。
在这里,我们就不再对其23条内容进行复述了。该章程只有光秃秃的23项条款,连个像样的题目都没有,显得直白而裸露。它仅仅是上海道台宫慕久与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经过两年的反复拉锯,以个人名义“依约商妥”的一个约定。这个公文档次不高,在当时没有人能够充分预见到它将给后世社会带来多么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条约上报后,江苏巡抚孙宝善,两江总督璧昌大笔一挥写下两个大字:照准。
中国与外国人签订的土地租赁条约产生了,随后,又经过英国人的背后操作,中国的国土上第一块租界出现了。
有人形容宫慕久的心情:像没病的人被人逼着喝了一碗苦汤药似的,心里郁闷得很。
坚持维护民族利益
具有政治远见的宫慕久,他清楚地看到英、法等外国势力进驻上海的本质:掠夺。口口声声称开展对等、自由贸易的英、法人,肯定不会与我们进行平等交易,肯定不会守法经营。
为防止外国人骚扰吾民,宫慕久一开始就坚决阻止英国领事馆设在上海城内。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就再也没有挺直腰板真正禁烟,使国外鸦片大量流入中国,一些贩卖鸦片的英国商人鱼贯而入进上海。上海开埠的一两年间,凭借走私鸦片发家的怡和洋行、仁记洋行、义记洋行、森和洋行、裕记洋行等在中国《上海土地条约》尚未签订的情况下,已经陆续登陆上海。这些滞留上海的外国人,基本上都在城内居住,造成了事实上的华洋杂居的局面。
为宫慕久所担心的洋人扰民事端,在开埠后的上海不断滋生。为此,宫慕久坚持把上海城外,港叉纵横的孬地方租给英国人。
对英国人在上海走私鸦片,宫慕久不像其他官员那样明哲保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是坚决查处。1844年2月,一艘运输鸦片的英国商船在上海吴淞口被扣,水上警备部队把情况报到宫慕久那里。宫慕久以自己政府衙门的名义,修书一封,直递巴富尔,要求:请按贵国法律,对贵国运输毒品的商船作出处理。接过这只烫手的烂山芋,巴富尔一时间真的有点懵。按大英律法,贩运毒品肯定属于不赦之罪,可他总不能真的按英律处理吧?可他也不能因为这是运往中国的鸦片就不处理,那将赤裸裸地失去公正。至于巴富尔如何解决这件棘手的问题,我们就不多说了。这反映出了宫慕久处理急难问题的高超水平和能力。
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宫慕久处处时时维护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上海开埠不久,他即在洋泾浜北设立盘验所,向西洋商船征收进口货税银。1845年10月,法国特使刺萼尼要求归还上海天主教堂旧址,他以超出管辖权为由,给予了拒绝。
病逝任上,家产悉如为官以前
1847年,宫慕久升任江苏按察使,为正三品官。
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城市,来江苏的外国人大多在上海,上海的各种案件相对较多,外国人在上海招惹的事端既多又难处理。上海开埠后,一艘美国商船“窝帕来索”号上的一名水手,因擅自登岸打猎,将城外两个农村男孩子打伤。1844年8月,一个姚姓中国基督教徒,因违法乱纪被上海地方官员抓了起来。此人曾在鸦片战争期间为英国人麦华陀做过翻译工作,这件本属于中方内务的一件小事却引来了英国人的出面干涉,他们要求上海道台立即放人。针对类似这样的事件不断出现,江苏按察使的臬属就设在了上海。
宫慕久上任后,兢兢业业,尽职尽责,不辞劳苦。上任不到一年,终因积劳成疾,病逝在工作岗位上,享年60岁。
宫慕久所处的年代为清朝晚期,此时的清朝官场,老百姓用这样一句话描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这样的大染缸里,他能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不肯与贪官污吏为伍,足以看出他品格的高尚。他为官二十多年,家中的田地房产悉如为官以前,这足以证明他的清政廉洁。
宫慕久言传身教,勤俭持家,教育家人本分做人。据传他从上海晋京述职时顺道探家,时其妻正在厨房摊煎饼,因有半盆沫子没摊完,为节省烧柴,竟未能与相别七八年的丈夫相见,这足以看出她勤俭治家的传统美德。
宫慕久官居道台、按察使,可以说是高官了,但他却从不摆官架子。整个封建社会官本位思想严重,七品官出行,都让衙役鸣锣开道,让街上的百姓回避。而身为上海道台的他,每逢探家,必于距县城七里外凤凰台村下轿,改乘马或步行,以示尊亲重祖。其外祖家在城东大梁庄,每逢省亲,必到八里碑下马,步行二里后到家。沿途遇见长者,垂手侍立道旁问寒嘘暖之后,让老人先行,自己尾随其后。
宫慕久去世后,为表彰他卓著的政绩,高尚的品格,经道光皇帝恩准,在其家门口树起了神道碑。碑正面上书“诰授通议大夫江苏按察使司按察使宫公神道”。历经160余年,该碑仍矗立在州城桂井子大街南端。
选自《大众日报》文章作者：王文霞
宫慕久墓碑图片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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